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再如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当时让大庆油田的医院剥离给地方，企业、地方政府都没积极性。当时油价高，企业效益好，养个医院不算什么，企业领导和职工看病也方便。但现在，价格产量双下跌，医院的职工又不能降薪，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就显现出来了。

《国家邮政局:邮政快递界“先进”和“劳模”亮相了》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