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在20多公里外的孔雀村二组，记者找到了事发仓库，房东是村里一位龙姓村民。电话中龙先生回忆，9月中旬他们在网上挂出仓库招租的信息，“之后有3个男子来谈租房的事。”对方自称做铝合金生意，“催得很紧，一个月3000块钱。”

《多地出台落户新政策，释放了什么信号？》“当我去年知道贵州省委省政府要奖励我50万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50万元我不能要，得留给贵大。”郑强在捐赠仪式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