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中新网1月6日电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4日的新年记者会上，略微显露出有意在今年年内由国会提议修改宪法的想法。安倍为了加速朝野政党的讨论，继去年5月突然提出修改第九条的方案后，打响了第二枪。

《中国经济的韧性｜求解：牧原股份高速成长之谜》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