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但因为证据问题，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也没办法帮助她。”

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北京30日新增2例确诊详情 顺义一村庄升为中风险》据新华社报道，“北漂”12年，杨延丽终于在北京安家。2017年12月，她签下朝阳区锦都家园的一套两居室，成为北京市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的首位签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