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丽是一位“新北京人”。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留京指标”。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

“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作为村里的一把手，这么多村干部集体犯错，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愧对组织，对不起家人，更对不起群众……”面对审查人员，官启兴悔恨交加。

《现场报道:新华社"两报两端"暨重点报刊品牌推介会》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分歧都不可避免地会为试探性谈判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要想谈判顺利进行，各方恐怕都需要作出不小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