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自民党去年底基于安倍的意向，汇总了有关将自卫队的存在写入第九条和充实教育等4个项目的论点整理。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则不改谨慎态度，众院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强烈反对以安全保障相关法为前提的将自卫队写入第九条。虽然安倍身边人士称“不讨论就是放弃责任”，呼吁各方坐上谈判桌，但如何才能取得赞同仍是个未知数。

《交通运输部：小客车租赁经营者不得随车提供劳务》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