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他还表示，中国的市场需求导向已经从低附加价值产品变成了高附加价值产品，跨国公司必须要重视这一变化。

《公安机关侦办3100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目前看来，经过一年的工作，武汉市评议机制已初步建立，对处室和基层站所的评议已经有所实现。政知君梳理发现，实际上“评议机关”这一做法似乎正是起源于江浙。资料显示，2001年南京市开启“万人评议机关”活动。另外，温州市也同样连续几年进行类似评议活动并公布“十个不满意单位”。2013-2015年，温州市的“一把手”正是陈一新。因此也可以说，正是陈一新把评议机制从温州带到了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