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则意识”是舆论对该女子行为的共识，“如此行为令人愤怒”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超越违规行为的惩戒，或轻或重，都只会让强制流于形式和臆断，既无助于树立规则的权威，更有违尊重规则的初衷。

“根据1979年《刑法》，拐骗，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1979年《刑法》还有一个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最高刑不满5年的，追诉时效是5年；刑期5年以上不满10年的，追诉时效是10年；刑期10年以上的，追诉时效是15年；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追诉时效是20年；如果20年以后必须追诉的，比如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社会伤痛无法消除的，需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只有在对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以后，嫌疑人逃避侦查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英国将更多地区疫情防控级别调升至最高级》一场公共事件的意义，不在于我们怎样去平息舆论的怒火，而是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将目光放到我们更加珍视的价值与规则之上。